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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榮寶齋350周年|《我在榮寶齋業務科的經歷》雷振芳

    時間:2022-07-21 16:53:21 來源: 作者:雷振芳   0
       自從榮寶齋1950年公私合營到國營以后的幾十年里,在國家和各級領導的關心與幫助下,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壯大,侯愷經理和其他領導帶領廣大職工,將琉璃廠中一個私營南紙店鋪,轉變成國營大企業,把木版印制小作坊擴展成全國最大的木版水印工廠,創立了以“木版水印”定名的新品牌,這其中有很多創業的艱辛、重要的決策、使人難忘的事情,保留在老一代榮寶齋人的記憶里。我1964年在榮寶齋參加工作,是1966年前招入的最后一位職工,也是當時年紀最小的,如今已經過去了近六十年,很多往事歷歷在目,與如今在世的許多老同事們一樣,對往事充滿著回憶。本文只敘述一個在榮寶齋歷史中存在僅五年半的部門“業務科”。
     

       十年浩劫結束后,一切都在恢復之中,那些幸存下來被解放重獲自由的老干部、老領導、老朋友、書畫家又來到了榮寶齋,人們對文化藝術喜愛的渴望一下釋放出來,政治形勢變化給榮寶齋帶來了新的活力和繁榮。經過1977年一年調整適應,終于慢慢走入正軌,1978年春節,齋領導決定舉辦齋藏“歷代書畫展”,這是時隔十幾年后榮寶齋舉辦的第一次展覽,2月7日正月初一開幕,在北京的各界人士紛紛前來觀看,渡過劫難后許久不見的老友重逢,場面之熱烈感人可想而知。幾天的展覽影響很大,給門市部也帶來了好的效益。這次展覽后,業務快速發展,如何跟上形勢需要,只依靠營業科一個部門已經不能解決問題了,二十多年來榮寶齋的進出業務全部由營業科來經辦。經侯愷經理等領導商議決定成立一個進貨科,從營業科分離出來,專門經管書畫、文具、車間所用材料。促成這個決定當時還有一個原因,時間久了,這件事已不被人們提到,為了讓大家知道這段歷史,我簡單做一個介紹?,F在“國家畫院”名字是經過轉變而來的,最初成立定名是“中國畫創作組”,由文化部、中國美術家協會、榮寶齋三家聯合協商成立。記得榮寶齋是侯愷經理和王大山先生參加了籌備會,在當時的情況下,這個組織的任務是,將尚健在的著名畫家集中一起,抓緊寶貴時間,創作一些作品,選出其中一部分作品國家收藏,另外選出一部分做為國家政府外交禮品,其余的由榮寶齋銷售,為國家賺取外匯支援建設。許麟廬先生因與全國書畫家關系密切,參加了最初的組建和接待工作,同時也是常駐創作畫家之一。榮寶齋有了這樣一個重要任務,因此也促成進貨科的建立。至于“中國畫創作組”成立以后,地址和功能性質的改變,及后來改為“中國畫研究院”以后又改名,就不是本文要談的重點了。但是這個組織按原計劃在一段時間內實施工作,確是歷史。早期榮寶齋也曾拿回不少作品,支持了門市銷售,而且還向其推薦了許多畫家??傊诋敃r的形勢下,榮寶齋需要發展振興,成立了進貨科。

       1978年12月,借著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春風,進貨科從營業科分出,科長王大山,副科長孫日曉、米景揚、張彥亭,科員韓度權、雷振方、薩本介、劉順通、袁良。王大山先生本是營業科領導,孫日曉先生從水印車間調出,米景揚先生從編輯科調出,韓度權先生是解放初參加工作的老職工,一直在營業科南城、東城門市部工作,經驗豐富,我和薩本介是營業科職工。張彥亭先生本是紙筆文具用品進貨的負責人,也是劉順通、袁良二人的師傅,九個人組成了新科室,五位老同志帶著四個年輕人,是個強有力的班子。這里我還想指出的是,當年侯愷經理的領導班子有王士之、盧化唐、蘭若天四人,他們很少干涉業務科工作,特別是侯愷經理,對王大山幾位領導提出的建議,只要對業務發展有利,基本是支持的。進貨科后又稱業務科。下面我將這個部門存在期間做的幾件重要工作,做簡要陳述。

     

       科室成立后第一件事是建立賬目,現東齋畫廊應該還存有1978年建立的按編碼書畫進貨賬,首先將從創作組取回的作品按規格名稱登記入賬。負責書畫業務的幾個同志在王大山先生帶領下,分別同北京和全國多地書畫家聯系,請他們拿出作品支持工作。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鼓舞著廣大書畫家,很快使中斷了十多年的關系重新得以恢復。但是因此又產生一個問題,對這些書畫家的創作成果,怎么付給稿酬,按什么標準,必須盡快解決。于是業務科打報告,齋領導上報出版局,經過研討得出結果,以作者出版文字稿酬的標準,每千字最高十五元,當時像巴金先生就是每千字十五元。推定書畫是每平方尺最高十五元,按書畫家水平、資歷依次減少,最低每平尺三元。今天看來這是點微不足道的稿酬,但在當年是一件大事,代表著中斷了十幾年的稿酬制度,重新被恢復,藝術家們的勞動得到了國家認可,而榮寶齋是在全國最先做到的。我至今還記得王大山先生第一次去李可染先生家中送稿費,回來后對我們的描述,他說李先生接到稿費,知道是以十五元一平尺計時非常激動,手有些顫抖連說這超過齊白石老師了啊,他代表了當年許多書畫家高興的心情。當然隨著時間的推移,市場變化,后來稿費的標準也逐步地有所提高,幅度也越來越高。為增強與書畫家之間的關系,我們繼承榮寶齋多年來的老傳統,親自登門到書畫家的家中,不管北京還是外地,為他們提供幫助,他們也支持榮寶齋工作,關系保持十分密切。這也成為我們后來舉辦展覽等活動的堅實基礎。
     

       1979年春節很快到來,有了“78年春節畫展”的極好反應和大家期盼,王大山先生同齋領導商定,向原文化部徐平羽、中聯部李初梨二位老領導請示,借展他們的藏品在春節展出,經過與二人聯系他們都表示非常支持。二人從革命戰爭時期就開始收藏書畫文物,幾十年來在收藏界是很知名的,明、清書畫中較多精品,尤其是清代揚州畫派作品尤為突出。王大山先生帶著我和薩本介分別到二位老人家里去取藏品,他們高興地拿出不久剛落實政策退還的全部作品,供我們展出所用。當時門市部場地有限還要對外營業,于是占用了四合院接待室、刻版車間、水印車間、裝裱車間,利用工作臺、裱畫案陳列作品,可見條件之簡陋,但是大家克服困難,按不同場地條件將卷、軸、冊頁陳列起來。己未年初二展覽開幕,展出場地并沒有影響看展氣氛,各界老朋友前來觀賞,都稱贊道“真不是虛傳”,前來觀看展覽的有中央及省部級領導、 部隊領導、科學家、文學家、鑒定家、書畫家等。大家在狹窄的環境里,互相謙讓著欣賞作品,沒有地位、身份區分,只有喜悅。初五展覽結束,參觀人數超過去年,影響也更大,在那個剛迎來改革開放的年代,展覽不僅讓人們賞心悅目,也看到了美好希望,并給榮寶齋發展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。
     

       春節書畫展展出的古代作品,對門市收購書畫、文房用品起到了很大的影響,讓人們看到古書畫的價值。很多人為了改善生活及特別需要,將自己收藏的書畫等石章、硯、墨等物品,拿到榮寶齋出售。為了擴大宣傳收購影響,王大山先生讓我去請啟功先生寫一牌匾,我拿著要寫的內容到先生家,啟先生很高興當即就書寫了,但糾正了一個用詞,本要寫“收購古今名人書法繪畫”,先生說“書法”是寫字方法,怎能收購,應寫“法書”才是指作品。我將寫好的條幅拿回去交給馮成本師傅,他找了塊舊楠木做成豎匾,掛在大門外,至今仍保留在榮寶齋,已近四十多年。收購宣傳給榮寶齋帶來很大的收獲,書畫、文房用具都有收進,當然以書畫為最多。只講一事,原東邊四合院北屋三間,一直是接待賓客所用,東西兩面墻長年掛著畫軸,西面常掛木版印制的徐悲鴻大“漓江春雨”或大“群馬”,東墻七十年代后期,掛李可染畫大幅“漓江天下景”。1977年初換黃永玉先生畫“晚晴圖”,業務科成立后,對這面墻的布置,王大山先生提議請當時在世老畫家按固定橫幅規格每人畫一張,即可輪換陳列,也為齋里永久收藏。大家都認為是很好的事情,立即開始行動。孫日曉先生首先請亞明先生畫了“江峽云”,后宋文治先生畫了“黃山晴云”。記得何海霞先生是在榮寶齋畫的,受張大千“華山云海”卷啟發,作了“華岳生輝”,陸續又請白雪石先生畫了“漓江一曲千峰秀”,朱屺瞻先生畫“牡丹花石”,唐云先生畫“白荷”。約了田世光先生畫,因暫時無空未成,本應繼續請人創作下去,因為琉璃廠改建,四合院將拆除等原因,計劃停止了,永遠失去了寶貴機會??傊莻€年代業務科為榮寶齋收進的作品價值,對比一下今日就無須多說了吧。
     

       1979年是非常忙碌的一年,在五六月份,日本西武株式會社高層,看到中國改革開放機遇,派人到榮寶齋來談合作事宜,齋領導同業務科負責人接待,商定十月底去日本東京西武百貨店舉辦展覽,紀念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周年,具體工作由米景揚先生負責。日本客人在京的活動,宴請書畫家等工作,全部由業務科承擔。這是榮寶齋第一次走出國門舉辦大型綜合展,也是時隔十三年,中國文化藝術對外宣傳到日本的首次活動,榮寶齋代表的是中國文化部,這在今天看來只是一個展覽,但當年的意義遠遠超出這一點,它讓國際社會看到了我國改革開放的步伐,對文化藝術傳播影響也是深遠的。

       展覽定下來,準備時間只有四個月,雖說是展覽,其實是一個大型展銷會,有許多要準備的事情。業務科全體人員都投入到緊張工作中,7月底西武請來日本平凡社拍琉璃廠和榮寶齋的照片,在他們的期刊《太陽》雜志上發表,這一期是“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三十周年紀念特輯”,主題是“北京古美術案內”,介紹故宮、榮寶齋等內容。我們全科人員主要協助拍攝榮寶齋部分,有水印裝裱車間、營業商品、資料藏品等。這期刊物很快在日本出版,起到了很好的宣傳作用,更珍貴的是給我們留下了許多影像,因為不到一年后琉璃廠就拆掉改建,車間院子,街道門面隨之消失了。

       展覽準備的書畫內容以現當代為主,除去非賣品、部分近現代作品,大量是當代作品,這就需要業務科立即聯系各地書畫家征集作品。日方要為此次展覽出版精致畫冊,我們為了宣傳參展的書畫家,提議書后要印有畫家照片、簡歷和常用印章印樣。之后就在全國挑選出34位書畫名家,搜集照片、撰寫簡歷、打樣、規劃版式,這又是一件復雜而細心的工作,一部分人為此緊張地忙碌著。另外展覽銷售還有筆、墨、硯、印章等文具部分,張彥亭科長帶著劉順通、袁良二人,四處進貨調集商品。幾位科長和韓度權師傅等一起設計了一種三層大文具錦盒,名“文房之寶”,內裝筆、墨、硯、臂閣、鎮尺、石章、信箋、文具。另一種單層、雙層名“文房勝友”,內裝筆、墨、印泥或筆、墨、信箋、鎮尺。赴日展覽的詳細情況,米景揚先生在《榮寶瑰夢》一書中有講述,以上我僅補充業務科的一點工作。這次展覽不只擴大了榮寶齋在日影響,推介了一批當代書畫家,并且對我國與日本文化交流的進程,我個人認為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。后來米先生同西武繼續合作,舉辦許多位個人書畫展,更加擴大了中國當代書畫在日的市場,使得一批國內書畫家去日本學習交流。此后各類展覽不斷在日本舉辦,這與榮寶齋1979年首次展覽是有關聯的。要知道北京市文物商店1988年才去日本辦書法名品展,相差了近十年。有一次展覽向日本書法界推出中國當代四大書法家:啟功、沙孟海、林散之、費新我,在國內也是首先提出既弘揚了我國書法的悠久傳統風格,也扭轉了日本書道群體對中國書法的偏見。這個想法是在展覽初期計劃時就商定的,不但達到了預期目的,在國內也樹立了四位先生在書法界的威望。

     


       這期間還有一件事情要提到,日方西武百貨店在辦展之外,實施了另一計劃,由他們在日本組成采購團,每個團約十幾人左右,到北京游覽購物,榮寶齋是主要的購物點。老同事們都記得,上世紀七十年代后期門市部來的外國客人中絕大多數是日本人,每當有日本團來到,營業廳都會出現搶購高潮。西武可能正是看到這個商機,才有了采購團的計劃實施。當時日方對北京參觀接待點不是很熟悉,人員又不夠,提出由榮寶齋派出人員支援,科領導派我和劉順通二人跟隨采購團,協助游覽及用餐購物等服務工作。10月2日至9日,共接待了四批團員,四個團我和順通始終陪同,與西武帶團人員、中方翻譯一起,我們負責聯絡落實餐廳及游覽地,帶日方采購團游覽了天安門廣場、故宮、北海、頤和園等地后,到仿膳、聽鸝館用餐,然后在榮寶齋進行購物。這次活動雖然時間很短,還是給我們帶來了很好的收益??上魑涞倪@次嘗試不知為什么沒有繼續下去。這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思路。

       1980年是榮寶齋歷史中很重要的一年,迎來了國家經營后“新記”的30周年。也是發展史中最特殊的一個時段。黃鎮任文化部長后,對榮寶齋極其重視,他又是侯愷經理在抗戰時期的老領導,他決定將榮寶齋多年上級歸屬出版局領導的關系,改由部長直接領導,并指派一位聯絡員劉備耕做上傳下達的工作。而黃部長對榮寶齋的請示,只要他認為對中國優秀文化藝術弘揚發展有利的事,都會批準。正是在這種情況下,侯愷經理和領導班子決定10月舉辦30周年紀念活動。這個活動得到黃部長的大力支持,不但批準,還特批十萬元經費,那個年代這可是不小的數目。侯愷經理等領導十分高興,決心一定辦好這次活動。

     


       1980年庚申春節繼續舉辦了展覽,元旦過后開始計劃,為區別前兩次古代書畫展,業務科領導商議選出資料庫中近代十位著名畫家作品展出。我們選作品、印制、發送請柬做展前準備,2月16日正月初一開幕,各界前來參觀人員同前兩次一樣踴躍。初五展覽結束,春節假期過后,全齋都投入到籌備30年紀念活動中。
     


       前期工作要制定全部活動的具體安排,編輯出版紀念冊,確定邀請人員數目,接待、住宿、餐飲、往來交通、購置游覽門票等多項工作,都要落實,各部門分工負責,經理室總體指揮。整個計劃是:在西苑飯店接待國內書畫家住宿,在北京飯店接待香港客人,主要活動在西苑飯店舉行。其中安排有筆會和參觀在中國美術館舉辦的“榮寶齋藏品、木版水印畫展覽”,游覽戒臺寺、潭柘寺、臥佛寺等,答謝宴會在和平門全聚德烤鴨店舉行?;顒訒r間定在10月27日——31日五天,接待工作量很大,各部門都抽調職工在不同環節服務。下面我只講業務科在這次活動中的工作。

       業務科在展前按邀請名單發出請柬,幫助資料室挑選展品,布置展覽。27日前,由王大山、米景揚二位先生帶領,主要接待來自全國各地的書畫家,除了北京被邀的大部分書畫家,還有來自江蘇南京、天津、山東、上海、陜西、廣東、浙江、河南、云南、福建等地的著名書畫家。我就不一一列出了。日本客人有“東方書店”安井正幸和森柱和弘,西武百貨店代表。孫日曉先生和我負責接待香港客人,這次通過香港新華社組織的一行十幾人,很多是知名人士,由香港集古齋、博雅藝術公司帶隊,有嶺南畫派居港著名畫家楊善深、導演李翰祥夫婦、朱牧夫婦、著名美術評論家《美術家》雜志主編黃茅、著名醫生、藝術館工作人員等,其中有的人是從沒有或多年沒有來過北京,對北京發生的變化和新氣象感受很深。后來李翰祥拍攝電影《火燒圓明園》,朱牧夫婦拍攝電影《木棉袈裟》,和我們的這次邀請是有關系的。遺憾的是當時他們在活動現場拍了紀錄片,我一直以為咱們資料室有留存,前些年查過沒有找到。

       展覽與活動也得到在京的許多老領導、老朋友的熱烈支持。記得趙樸初先生既參觀美術館的展覽,也參加了答謝宴會。我以為,這次紀念活動在那個時間舉辦,意義是重大的,我也在多次接受采訪時提到這點。首先榮寶齋借舉辦30周年紀念活動之機,將全國多位著名書畫家請來歡聚一堂,這是在改革開放的號角吹響以來,繼1979年10月中國文聯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后,舉辦的全國書畫家大聚會。作為一個央企,落實了黨的政策,團結鼓舞了廣大書畫家。通過這次活動榮寶齋與各地書畫家關系更加緊密,為以后開展工作拓寬了道路,增強了國家級畫廊的形象。為此次紀念活動,張彥亭科長帶領劉順通、袁良,到紙、筆、墨廠定制質量優良的商品,滿足營業銷售需要。這里要特別指出的是,在安徽紅星宣紙廠定制的,紀念30周年特種凈皮宣紙,經過和廠方提出要求,使用最好原料,按嚴謹的生產工序抄制,所以這批紙的質量是近幾十年來最好的。李可染先生對宣紙的要求最為嚴格,非常注重濃淡墨在紙上的層次效果,他使用后很是滿意,還留存了一些。如今已是一紙難求了。

       還值得一提的是十萬元經費,活動中使用是很節簡的,開銷中有一大部分是來賓往返的交通費用,那個時期政策已很嚴格,人們的思想也是潔凈的。記得活動結束后,侯愷經理對我們說舉辦全聚德答謝宴會,他還是有些擔心,怕挨批評,那天看到曹老來了他才放心了。說的曹老,是位老革命,曾任駐外大使,對外文委副主任,十年后平反,當年任中紀委委員,中顧委委員??梢婟S領導在經費問題上是很注意的。

       借此談談榮寶齋田黃石中的兩件藏品——一對怡親王的大對章,是在業務科即將成立前收購的,我是親身經歷者之一。1978年中一個星期日,管業務的其他人在休息,我和崔振昆師傅在柜臺值班,琉璃廠的老先生(原東街寶古齋的經理)邱振生,拿著一個布包和一卷軸,找到崔師傅,因二人都是琉璃廠解放前老人,十分熟悉,我也認識,直接就說:老崔,我有點東西要賣,崔師傅看了我一眼,我們二人就陪他進了東邊圓門內,他打開包拿出兩塊大田黃石方章,就是“和碩怡親王寶”“冰玉道人之章”,他說是他的老掌柜所存,十年浩劫中埋在老家的地下,現在需要用錢想賣了,說了一個價錢,現在看來微不足道,四十多年前卻不是一個小數目。又打開紙包畫軸,是一張楊繼盛的字,邱師傅說,這張不真,一起給你們吧。因科領導不在,就讓邱先生先留下東西走了。他當場沒有提任何條件,也沒有講價還價的表示。邱先生年七十多歲,已從北京市文物商店退休,據我所知也沒因此事找過侯愷經理有什么交換條件。第二天王大山先生、營業科劉振業科長、韓度權師傅上班,崔師傅和我向他們匯報了此事,大家看了石章后沒有疑問,只是對石質成色,覺得不如資料室舊存的小田黃石好,當然田黃石屬壽山石大類中一個品種,田黃又有產地和品像名稱之分。正巧文物管理處(文物局成立前的機構)兩位為門市部打火漆印的老先生傅大卣、李孟東來到,那時出售超過規定年代的舊印章、石硯等,需要他們審定蓋紅火漆印才可出售,海關可以放行。我們拿出石印請傅、李二位給鑒定提出看法,二位一至認為是田黃石,是好東西。同我們幾位老同志看法一樣,于是請示了侯愷等領導,決定按要價收購,那張假楊繼盛書軸也一同留下了,邱先生來了很順利辦了手續。沒在出讓價錢上有異議,更沒有說什么將石章鋸開可多賣錢這樣的話,帶有親王印文的印要比小石塊更有價值,在琉璃廠干了幾十年的老板,不會這樣說的。這是我了解的田黃大對章收購經歷,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。1986年9月收入大田黃王一事,是米景揚先生和袁良二人親赴福建辦理的,米先生書中有詳細記載,我無須多說。只記得他們帶回石件,大家興高采烈的樣子,和后來將原石洗磨刨光時的興奮情景。

       1984年6月5日,出版局領導來榮寶齋宣布,侯愷等四位經理免職退休,任命蔡金鵬為經理。6月29日決定業務科解體,業務回歸營業部,存在了五年半。

       業務科上下九位同事幾年中做了許多工作,我只寫了很少一部分。五年半的時間在榮寶齋歷史中只是短短一瞬間,卻給我留下許多難忘記憶,更是非常懷念那段友好情誼和美好時光。此文如有不足之處,懇請當年同事指正。謹以此文紀念已離開我們的侯愷經理和王大山先生等老同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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